编者按
康熙四十七年，太子胤礽在随驾巡幸途中被废，由此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储位之争。该书从一套在罗马尘封三百余年的传教士记录入手，综合运用清宫档案、官修实录等文献，钩沉还原被掩盖和篡改的历史细节，为康熙废储这一历史公案提供新的视角。
《真事隐：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 孙立天 著 中华书局
被正史抹去的“驱魔”法事
1708年12月4日，康熙皇帝自北京城南郊南苑返回宫中，太监即刻通知在内廷养心殿附近负责制药、管理乐器的传教士早些退离——被废太子允礽（即胤礽）将奉召与康熙会面，地点正是养心殿。这是允礽于10月17日被宣布废黜并圈禁后，父子二人的首次相见。
傍晚时分，废太子被带至养心殿外庭院等候。根据传教士得知的消息，此次康熙父子会面极具“戏剧性”：“唯有泪水与抽泣，双方皆难发一语。”紧接着，喇嘛抵达现场主持法事，为二人“驱魔”——“魔”先被驱至康熙与太子的衣物之上，再转移至驴身，最终通过鞭打驴完成“驱魔”。
这一天是康熙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乙丑。《圣祖仁皇帝实录》（以下称《实录》）同样记载了此次召见，并写到康熙自陈召见废太子后心情的变化：“胸中亦不更有郁结矣。”《实录》中没有记载驱魔的法事。传教士在记录中也预感到关于法事的记录会让读者看起来“觉得可笑”，但在他们看来，这场“驱魔”仪式的确消解了康熙所谓的“胸中郁结”，更是允礽从10月被废到次年4月复立的关键转折点。
“夺嫡大案”中的史料裂隙
自10月17日康熙宣布废储，至12月4日父子重逢的48天里，康熙朝夺嫡之争陆续上演：有见于传统清史记载，且被各种影视剧都演绎过的看相人张明德案，最终以张明德被凌迟处死、皇八子被削去贝勒爵位结案；还有皇三子举报大皇子派喇嘛用巫术镇魇太子一案，随着镇魇所用人偶从京城多处地下被挖出，大皇子最终被削去全部爵位与职务，彻底退出夺嫡之争。
在传教士的记载中，这两个案子也是48天里的重头戏，但他们对两个案子中人物关系的记录，与正统清史存在显著差异——这正是本书后续将要深入剖析的重点。更重要的是，传教士还记录了正统清史中没有记录的部分：比如康熙身边的太监群体设局扳倒大皇子，使其失去储位争夺的资格；还有皇四子，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在这段时期的所作所为。
官方叙事的可信度危机
以《实录》为代表的清代官方记载，在储位之争相关内容上存在遗漏与不可靠性，是民国时期第一代清史研究者就已发现的问题。最早系统论证清朝官方记录可信度的，是清史研究奠基人、首位专注储位之争研究的学者孟森。他在《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一文中，通过比对《大义觉迷录》与《实录》，发现了后者记载中的问题。
《大义觉迷录》在雍正七年（1729年）由雍正亲自下令编纂，用以批判当时关于他得位不正的各种流言。但刊布此书并没有达到雍正想要平息世间流言的目的，反而让他得位不正的传言流布更广。
这些问题，在孟森以后百年来一直存在各种争议，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与储位之争及太子废立相关的清宫原始档案极少。尽管近半个世纪以来，两岸学术机构整理公布了大批清代满汉档案，为清史研究提供了丰富材料，但与储位之争直接相关的材料仍寥寥无几。例如本书提及的废储后48天中发生的几起大案，留存下来的满汉奏折中并无直接相关记载；而记录康熙日常的《康熙起居注》，偏偏这一年的没有存留。
对于废太子问题，一直有传言小说《红楼梦》与之有关。小说开篇就以“甄士隐”“贾雨村”两个虚构人物姓名的谐音点出“真事隐”“假语存”，暗示世事记载有问题。更耐人寻味的是，曹雪芹写道：“甄士隐，名费，字士隐。”也就是“甄费字士隐”。现存最早的脂砚斋评本（甲戌本）中，“费”字旁边写了个“废”字，这样一来，谐音就变成了“真废之事隐”。废太子事件中是否真有隐情？官方记述中有没有虚构情节？这些问题一直只有猜测，没有答案。
官方叙事之外的“拍摄者”
要验证官方记载是否存在虚构及虚构程度，关键在于找到官方叙事之外的“另一位拍摄者”——这正是民国以来清史研究者的核心努力方向。
除传统文人资料外，域外史料成为重要的考证依据。20世纪30年代，孟森在北京大学讲授《清史讲义》时，便已指导学生运用《朝鲜实录》比对清代官方记载。例如在涉及康熙废储、复立太子事件时，他发现《朝鲜实录》中有一段清史完全失载的史实：康熙为推动复立太子，曾在朝堂上“殴曳马齐”（“殴曳”意为拉扯推搡）。
马齐身为当时的首席满洲大学士、满人臣子领袖，清代官方正史记载他与康熙舅舅佟国维曾多次坚持举荐皇八子为新太子，而拒绝附和康熙复立允礽的意图。《实录》中也确实能读出康熙与马齐等大臣在储位人选上的激烈争执，甚至记载马齐曾在争执中“拂袖而出”。但二人矛盾是否已激化至朝堂动手的程度？彼时康熙五十五岁、马齐五十七岁，他们两位在这个年龄于朝堂上当着众臣之面动手，既有辱斯文，也与传统历史构建的君臣形象完全背离。孟森看到“殴曳马齐”的记载后表示难以采信，解释称“朝鲜忠于明，其评清帝本不甚作美辞，自难尽信”。
许多传教士在康熙一朝因技艺供奉内廷，部分获准出入内廷，相关事务由内务府统筹。传教士材料长期以来都是了解康熙朝历史的一个重要途径。早在20世纪40年代，王钟翰在其清史成名作《清世宗夺嫡考实》一文中用到的一条关键证据，就是当时在北京的传教士马国贤留下的。后来更多在西方做研究的学者，如徐中约、吴秀良、史景迁等进一步拓展了用传教士的记录来研究清史的方法。
从研究方法来看，本书通过传教士记录比对正统清史资料，与前人思路并无不同。但本书主要依赖的资料《北京纪事》，有别于此前被广为使用的传教士信件以及他们的年度报告等。《北京纪事》有三个特点：首先，它不是回忆性的记录，而是日志型的记载，也就是说，它和现存记载康熙废立太子最主要的清官方资料《实录》拥有相同的记录模式。这样一来，两种记录的对比能让我们直观看到二者的异同。二是由于《北京纪事》中关于天主教方面的观点不被罗马教廷认可，因而它没有像许多传教士信件一样对外刊发，最近几年才陆续出版。在此前的三百年间，只有极少数教会学者使用过它，因此对于清史研究来说，是一套全新资料。第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北京纪事》中关于康熙废储、复立太子期间的事件框架，以及时间、地点等都与《实录》记载一致，但在人物关系上却存在天壤之别：《实录》中的“好人”，在《北京纪事》中是引发夺嫡之争的元凶；《实录》中的“恶人”，在《北京纪事》中却是最值得同情的对象。两种逻辑自洽却截然对立的叙事，共同指向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历史只有一次，真实仅有一个。若传教士的记录可信，那么基于《实录》构建的诸位皇子形象及其历史人设，都将彻底崩塌；而这段时期的人物叙事一旦被推翻，我们又怎能相信正统清史对后续夺嫡之争的记载？
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起点，正是验证《实录》是否存在虚构的情节。这是本书论证的核心问题，也是副标题中“正史虚构”的根本由来。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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